维纳亚姆·齐纳帕：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多年从事国际比较研究工作，著述颇多，编写、参编、发表论文70余篇，发表研究报告、会议论文、培训手册等160余部；“全民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的最初倡导者。 近年来，中国和中国教育的发展令世界瞩目。放眼全球，该如何看待中国教育？对世界而言，中国教育提供了什么样的成功经验？对中国而言，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哪些短板，未来发展方向何在？就此，笔者采访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维纳亚姆·齐纳帕（Vinayagum Chinapah）教授。
作为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齐那帕教授曾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16年。在过去的35年间，他的足迹遍及世界140多个国家，为联合国机构、国际双边及其他多边组织以及NGO组织开展科研、培训、咨询等服务。这位毛里求斯裔瑞典人自称是个天生的“中国通”，因为他的名字中就带有China。事实上，过去30多年来，齐纳帕教授非常看好中国教育，多次来到中国，与中国教育界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对于中国教育齐纳帕有其深入而独到的见解。
■特约撰稿：滕珺
中国非常重视教育和教育改革
尽管硬件条件有限，中国的家长、老师和教育领导对教育却都秉持着强烈的信念。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的教育改革，同时，中国政治稳定，为教育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
滕珺：您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中国有30多年的交往。您当初是如何与中国结缘的？为什么选择来中国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
齐纳帕：首先，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是一个比较教育学者。30年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比较教育研究越来越关注大国，特别是人口众多、教育质量需要大幅提高的国家，比如中国。当时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教育研究所的所长，也就是著名的教育学家胡森先生，非常热衷于在中国开展国际比较教育的研究，他本身担任了中国许多大学的荣誉教授。而且那个时候，许多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都十分希望了解中国教育。但中国当时没有能力组织大型的学校调查研究，所以当时的中央教科所，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邀请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教育研究所来帮助启动这个项目，我有幸参与其中。这是我们交流与合作的开始，也是瑞典和中国教育合作的开始。此外，30年前的中国是大创新的时代，因为有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有机会向其他国家学习，这非常有利于开展国际比较教育研究。
其次，与我的个人信仰也有关系。在中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当时世界并不了解中国，中国也比较封闭，因此很多有关中国的信息都存在偏见，甚至忽视了中国的存在。但是，即便在我来到中国之前，我也坚信中国未来一定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就像你不能在不考虑中国的情况下讨论国际事务一样，不了解中国教育，你就无法开展真正的国际比较教育。因此，作为一个年轻的比较教育研究者，我非常受启发。在过去30年中，相对于其他相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教育成就，我相信其中必然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我是从瑞典这个经合组织的小国家来的，经合组织国家之间会相互学习，但从没有向经合组织之外的国家学习，而比较教育就是要从不同的教育体系中学习借鉴。因此，向中国学习并帮助中国向其他国家学习，是我毕生的使命。
滕珺：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您能描述一下这30年来您所看到的中国教育的发展和变化吗？
齐纳帕：这个变化是翻天覆地的。30年前，我走访了中国乡村的许多学校。当时的硬件条件确实比较差，我们经常看到教室很破，学生坐在地上上课，如果哪个学校有一台电脑，那简直是天大的骄傲，你得脱鞋、脱袜子才能进入电脑房。但尽管硬件条件有限，中国的家长、老师和教育领导对教育却都秉持着强烈的信念。我记得25年前我走访了无锡的一所农村学校，我发现有一个人创立了一所私立学校，这个学校有一台电视机。你能想象在那个时代，那么遥远的乡村学校在使用多媒体吗？的确，当时很穷，也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只要你坚持对教育的承诺和追求，你就可以做到。中国官方从不避讳谈示范学校，这就是示范的力量，其他学校会努力改进，向示范学校看齐。
我想这与中国历史和儒家传统有关，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和情境来讨论问题。中国当时穷，所以教育也穷，因此，中国人必须用另一种途径来解决教育问题，这也就是比较教育中所说的“情境化”——必须将问题还原到当时的情景中，用更开放的方式去思考问题，而不是一开始就带着一个狭隘的概念去评判事物，这样就会有新的发现。比如，我还发现中国做得很好的一点，很多学校都会记录孩子的健康状况，比如身高、体重等。即使是最发达国家中的最发达的学校，他们也很少做这些工作。中国当初面临的是教育机会问题，现在面临的是教育质量问题。所以，中国新上任的领导人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很有意义，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谈论教育是为了工作、为了就业，但是很少人谈论教育是为了幸福的生活。然而，什么才是美好生活，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滕珺：除了您刚才提到的中国人对教育强烈的信念之外，您认为中国还有哪些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齐纳帕：我认为中国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首先值得学习的就是态度问题，中国的教育改革从来都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的教育改革，不仅公开宣布改革，积极建设基础设施，而且还创立了很多机制来推动改革。没有政治意愿，改革永远都不会成功。同时，中国政治稳定，为教育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所以，中国的教育改革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长时间开展，中国很快就解决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问题，这一点中国做得非常成功。其次，中国大力发展了中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的知识社会，如果初等教育毕业生没有接受中等教育，我们没有足够的半技术工人，就不会有那些高技术人员，中国就很难发展，这就是远见问题。再其次，中国采取了对口支援的平衡发展的政策。由于中国很大，有某些地方发展得很好，有些地方发展得不好，因此中央政府鼓励地方和省级政府负责，来减小这种差距。人们总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事实上，中国采用的并不是集权体系，而是平衡体系，即同时具有集权和分权，因为中央的决定必须适应地方的实际情况才能真正得以落实。因此，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授予了很大的权力，帮助他们获取资源，管理资源、分配资源。这些都是基于中国困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解决方式，值得学习。
不能以唯经济的方式思考教育问题
中国已经实现了全民教育的大部分目标，但不是全部。保持城乡之间的平衡，将是实现全民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最大挑战。
滕珺：您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多年，是“全民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两大教育理念的最初倡导者，这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很大。您能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个概念吗？为什么您会提出并积极倡导这两大概念？
齐纳帕：1991年，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时，上级让我负责基础教育质量项目，研究改善质量要做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全民教育。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全民教育，主要关注的是机会问题。但我们知道，教育质量问题是最重要的。如果学生只是待在教室里，没有学习，那有什么用？因此，我们必须衡量他们学到了什么。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起了一个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出资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技术，关注不同地区儿童的学习需要以及影响学生学习质量的因素，如教育投入、学校环境、家庭环境等。中国当时也参与其中，是参与文字、数学和生存技能测试的5个先驱国家之一。我在全民教育的框架下提出了“教育质量至关重要”的目标，也就是全民教育的第六项目标。为了创立这个目标，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80多个国家开展调研。我们的调研不是简单地拿A国和B国进行比较，因为两国的教育体制、课程内容、文化环境完全不具可比性，而是给各个国家内部提供教育诊断，帮助各个国家了解本国教育的长处和短处。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倡议。在2000年，也就是在2002年南非可持续发展峰会前，大家谈论的都是健康可持续发展、能源可持续发展、水资源可持续发展、食物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栖息地可持续发展等，唯独就是没有教育可持续发展。当时，我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我就私下跟我的上级说，有没有可能在联合国系统内倡议一下可持续发展教育，结果得到了上级的认可。但当时距离开大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努力终于启动了这一倡议。但是当时可持续发展教育不只是环境教育，还意味着我们怎样开展教育，怎样改变课程，怎样改变教师培训，使得可持续发展教育变得更为全面。比如，你怎么教学校里的小孩子保存能源、水、改变栖息地和人道信仰，以及怎样避免浪费，怎样节约能源和水，等等。这些看似环境问题，实际上是价值问题、尊重问题，人类的很多不幸都源于此。但不幸的是，可持续发展教育没有像当时设想的那样发展。但瑞典这方面做得很好，从幼儿园就开始教给孩子们，请关上水龙头，关灯，节约能源，这已经成为了瑞典人的行为习惯，瑞典也因此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成为世界的绿色之都。
滕珺：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看，您认为中国的全民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开展得怎么样，存在什么问题？
齐纳帕：我觉得中国已经实现了全民教育的大部分目标，但不是全部，比如，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太快，中国的农村教育与发展就是一个问题。中国要培养怎样的年轻一代，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年轻一代吗？在所有全民教育目标中，城乡问题都非常重要。我觉得政府意识到这一点了，并制定了专门的政策，但是要达到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中国应该发展一个完整的、不一样的模型，使得乡村比城市更有吸引力。这就是更创新的东西，比如创造一些服务、设施，让大家搬回来。我认为怎样消除城乡之间的差距，保持城乡之间的平衡，将是实现全民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最大挑战。
为了改善生活质量的教育与为了就业的教育不是一回事。因此，教育者不能以一种唯经济的方式思考教育问题，这也是全民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中国应该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抵制任何事情都要以市场为导向的倾向。那么价值观、标准和规则呢？经济并非唯一因素，有些GDP很高的国家，他们的学校常发生毒品事件、自杀事件，你们肯定不想让中国孩子变成那样子。因此，中国在经济富裕的同时，应该加强学校里的中国文化传播，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只有这些才能帮助中国在这个流动的社会中，吸引优秀的人才回国。因为，没有文化就是很严重的退步。
中国教育要有国际化发展的大视野
中国的教育应该像中国的经济、政治一样，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影响。中国应该发展双语、多语教学，不仅要鼓励年青一代人学，还要鼓励其他利益相关者学习。
滕珺：近年来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很快，每年有大量学生出国留学，同时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您认为中国在未来国际教育的舞台上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齐纳帕：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已经得到世界广泛的认可。今天，每个国家在解决问题时都应该跟中国坐一条船。这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必然趋势。所以很多国家开展了汉语教育，将中国元素融入本国的教育体系。瑞典是这样，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这已经为双方的交流建立了很好的桥梁。中国自身也在变化。中国正在迅速变为一个多语国家。多语和双语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文化、经济、政治问题，很多东西都包含在里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应该成为未来国际教育发展的“和谐使者”。当今的国际化平台是不同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迅速变化、频繁互动的世界中，每一个人都在向他人学习。看看中国自身发展的历史，你们有着非常中立的立场，这对你们的国际化发展十分有利。你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将非洲、欧洲、亚洲、美洲等各国的代表汇聚起来，将所有人的相对优势都汇集起来，促成大家相互学习，达成一致意见，实现大家的共赢。中国现在主要还在发展双边关系，还没有担当起“和谐使者”的这个角色，中国需要有这样的大视野、大愿景。
滕珺：中国要完成这样的角色定位，还有哪些工作需要进一步改进？
齐纳帕：我认为首先应该改变观念，中国的国际化意味着你必须以一种双赢的方式来考虑问题，不谈论胜败。当然竞争很重要，但中国需要的是健康的竞争。其次，我认为中国应该发展双语、多语教学，不仅要鼓励本国年青一代学，还要鼓励其他利益相关者学。语言是国际化的重要交流技能。中国应像欧洲社会一样，成为一个东南西北都来会聚的地方。再其次，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大量发展，这很重要，但孔子学院应该有所改革，不应只教授文化、艺术和语言，还应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如经济、社会、技能等很多很多东西。这将是很好的交流平台。中国的教育应该像中国的经济、政治一样，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影响。
滕珺：您为推动中国与国际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做了很多努力。最近几年您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合作开办了我国教育领域内的第一个国际教育学术硕士项目，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齐纳帕：起初，在非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社会科学领域很少有硕士项目，大多只有学习年限较长的博士项目，不管在德国、法国还是瑞典。但如果学生只想学习两年就去工作，或者是很有经验的人也想来学习，那怎么办？所以32年前，我在瑞典引进了英文硕士项目，这个项目在瑞典运行了30多年，已成为一个享有国际盛誉的项目。后来，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休后又回到了斯德哥尔摩大学，我就想怎么样可以继续为中国做点事情，将这一项目的成功经验带到中国？我相信中国这样一个扮演重要国际角色的国家，会非常愿意学习这个前沿项目。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两年了，共招收了来自10多个国家的35名学生，其中不乏已经在剑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和在俄罗斯已经取得博士学位的优秀学生。目前，我们正在继续合作开办全英文博士项目，开展广泛的学生交流和合作研究，如我们合作的“教育促进农村变革”，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当然，我还想借此机会向中国政府呼吁，向北京师范大学呼吁，向项目组的所有参与者呼吁，不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单独的学术项目，也要看成一个开放政策，一个国家和平生存、和谐发展的政策，我希望中国能够在亚太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发挥更广泛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