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此前，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致开幕词时，明确提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要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包容性增长这个由亚洲发展银行2007年提出的概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观察人士预言，十二五规划会明确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今后这个概念将越来越普及。
概念提出
从“扶贫”到包容性增长
新京报：包容性增长的含义怎么理解？
庄巨忠：包容性增长由英文Inclusive Growth翻译而来，也有译作“共享式增长”的。
我们理解，其核心是倡导机会平等。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并强调机会平等。
新京报：包容性增长和以前的增长方式有什么不同？
庄健：过去只强调经济增长，现在强调机会均等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既要保证经济较快增长，也要兼顾社会领域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就是要实现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庄巨忠：过去我们提益贫性增长，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人口。但益贫性增长，适用于贫困人口占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对于中国、印度、越南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提倡包容性增长更合适。
包容性增长不但强调减少贫困人口，还强调通过发展机会的平等，来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
新京报：对于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的提出过程，能否作些回顾？
庄健：2006年，亚行邀请6位世界知名专家组成一个名人小组，研究亚行在2020年之前的长期发展战略。报告成果于2007年发布。
研究发现，过去二三十年中，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基尼系数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
在向亚行行长提交的报告中，该名人小组指出，亚行在新阶段的工作要实现三个转变，其中一条就是“由扶贫转向包容性增长”。
我们也把它翻译成“共享式增长”。不仅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整个亚洲发展中国家。
庄巨忠：在包容性增长的战略框架中，亚行当年在中国组织了一次“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研究课题。
尽管“Inclusive Growth”在国际上越来越得到认同，但将这一概念公开引进国内翻译成中文，是亚行做的。
新京报：能说国内现在热议的包容性增长，是因亚行的建议才被高层采信的吗？
庄健：这个不好说。不过早在2007年11月，我和庄巨忠就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为题，撰写了一期《观察与建议》报给了财政部。
“包容”不够
最大问题收入差距扩大
新京报：如何衡量经济体的包容性程度？
庄巨忠：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指标体系。但经济学家自然会想到一些指标，如贫困人口比例，基尼系数，公共教育、卫生支出，就业与失业率、城乡差别等。
新京报：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是不是不够？
庄巨忠：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1980年至2008年间，上升了很多，从0.31上升到了0.46，也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包容性下降了或不够。
新京报：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当时是否也存在一些隐忧？
庄巨忠：除了收入差距拉大，还有其他方面的失衡，比如城乡发展的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内需与外需的失衡等等。
新京报：这是否会导致包容性下降？
庄巨忠：我想这些失衡又都会不同程度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经济增长包容性下降。低收入者不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世界范围内，属于中等偏高的水平，在亚洲范围内则属于较高的水平。
新京报：你认为，减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有效途径有哪些？
庄巨忠：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城乡差距扩大，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比如劳动力与土地市场。二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但城市化也该有个过程，必须有序，不能急于求成。
为减少不平等，还需要继续参与全球化，提高国内经济一体化水平，发挥私营部门的主导作用、增加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扶贫的投入。
中国还需要继续完善市场机制，消除腐败与社会不公。
现实需求
强调发展中小企业
新京报：提到私营部门，如何看待私营部门在包容性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庄健：私营部门对中国城镇新增就业的贡献很大。90%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都是来自私营部门。发展私营企业对解决劳动力过剩，促进服务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京报：如何理解经济增长包容性与服务业的关系？
庄健：中国的包容性下降，与产业结构失衡有一定关系。现在很多地方都注重发展重工业、资本密集型企业，进而排斥劳力。这不符合中国现实。应该鼓励一些地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新京报：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影响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升级。
庄健：中国的现实是资源短缺和劳动力富余。如果现在过多强调产业升级，会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员。
新京报：要为解决就业，放弃产业升级？
庄健：中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的发展很不平衡。我认为要因地制宜。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大部分中西部地区，没有必要不顾现实去强调这些。不能一哄而上，盲目攀比。
新京报：强调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不是应对中小企业给予足够重视？
庄健：是的。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生产方式上也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能够为那些地处经济社会底层、相对缺乏人力资本积累的群体，提供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拉美教训
不能超现实推行高福利
新京报：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低中收入向高中收入迈进阶段。联想到战后拉美国家以及日本和韩国，他们都经历了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但拉美国家到了80年代经济停滞，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日本和韩国却迈过了槛。两者命运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庄巨忠：拉美国家当年的境遇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国家的一个特征，是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超过0.5。拉美的平均基尼系数达到0.52。对于拉美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是经济危机，有的认为是宏观政策有问题，政府不够重视科技创新。还有一种被部分国内学者认可的说法：在经济刚有起色就推行高福利，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也影响了国民工作积极性。
在我看来，这些因素都是原因。
新京报：韩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跌入“陷阱”？
庄巨忠：他们当时没有立即推行高福利，而是实行了积极的就业政策。支持发展中小企业，加速农村人口城市化，通过创造就业机会获得保障，配合了发展性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
新京报：这对中国有什么启发？
庄巨忠：不能过度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不能超越现有实力推行高福利，而要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方面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保证每个人都有参与经济发展的平等机会。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理念。
刚刚结束的五中全会提出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就蕴含了这些理念。我对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充满信心。
阶段特点
连续4年基尼系数稳定
新京报：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05年到2008年一直保持在0.46，说明政府调节贫富差距取得成效了吗？
庄巨忠：基尼系数稳定肯定是好事，虽然还是偏高，毕竟没有再增长。
关于这点，现在有两种说法，一是政策起作用了，另一种说法是经济结构临近拐点了。具体的，还需要继续观察。我认为,中国政府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是非常重视的。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中国目前已经采取的措施？
庄巨忠：已做了一些努力，但还需继续。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问题，但有效性、可持续性还是受到了质疑。
庄健：中国目前在最基础、收入最低人群中的社会保障进展很明显，但教育的改革要加快，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也需要解决。
目前也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比如户籍制度改革步伐不快；社会体系虽然覆盖面扩大很大，但水平很低，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发展不能很好解决。
新京报：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如何缩小？如何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包容性增长？中国该如何应对？
庄健：国际社会应该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平等参与机会。各国应该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参与经济、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全球化，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作为全球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在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与中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权利和话语权，推动全球实现包容性增长。
名词解释
基尼系数 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用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