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月度舆情指数》是中国青年报社中青舆情监测室设立的一项舆情公共服务产品。是以问卷调研方式，向专家学者、政府公务员、媒体人、意见领袖、普通网民5个群体收集民意。不同群体是从中青舆情指数样本调研库中，随机抽取。将其对每月重大公共舆情事件的“打分”，再加上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对热点事件的监测数据，经过加权处理后，转化成一系列衡量政府舆情响应能力的指标。
中青舆情指数各项指标说明如下：信息覆盖率：主要反映某一公共舆情事件的客观传播力。应对能动度：主要反映政府机关对某一公共舆情事件的回应积极性和重视程度。回应到达率：主要反映政府机关对某一公共舆情事件的回应，是否有效“抵达”了受众。答复识别率：主要反映政府机关对某一公共舆情事件的回应，是否被有效“解码”，舆论认为官方回应是否清晰、准确、翔实、可信。舆情满意度：主要反映舆论对某一公共舆情事件中，政府机关作为的总体评价，或称综合满意度。
中国青年报中青舆情监测室今日发布第三期《中青月度舆情指数》。在9月被调查的20起重大公共舆情事件里，全国较有影响案件的开庭或宣判占11件，堪称“审判月”。伴随着法槌一次次落下，不同观点在各种舆论场展开竞逐。法治精神也在争议中前行。
本期中青舆情指数显示，有6起案件的处置达到了60分以上。其中，“大兴摔童案”主犯被判死刑、李某某因强奸罪获刑十年和薄熙来一审被判无期徒刑，综合满意度位居前三。
但“山西男童被挖眼案”宣布告破、法院不认定王书金系聂树斌案真凶和“捅死城管”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则更多呈现出分歧的一面：至今未止的争议，影响了三者的综合满意度，也考验着相关政府部门进一步的响应能力与诚意。
为什么同样是举国瞩目的重大案件，有的能“低开高走”，并终获认同？有的则质疑频现，绕不出“不信”泥潭？
“李某某被认定强奸罪”如何赢得理解
在本期舆情指数综合满意度排名前三的事件中，至少两个的主角曾“身份”特殊。
中青舆情监测室发现，后二者的信息覆盖率均在90%以上。对“特权可能影响司法”的疑虑，几乎曾令它们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处在舆论的灼灼检视之中。而司法机关9月里分寸得当的舆情响应，令两个“特殊被告”的案件，非但没因特权蒙尘，反而被一些受访者视作社会进步的标尺。
以李某某等涉嫌强奸案为例，这是一起舆情响应“低开高走”的典型。
李双江之子李某某，自今年2月因涉嫌轮奸被拘留后，并不复杂的案件一波三折：从李某某到受害人杨某，从梦鸽到李家法律顾问，再到涉事酒吧人员、其他被告和受害者的代理律师……各方力量在其中激烈角逐，各执一词，俨然演成了连续剧。
而很多网民注意到，司法机关的相对沉默，使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执更多只是“口水仗”。在缺乏证据的“站队潮”中，真相愈发面目模糊。
由于双方当事人身份差距悬殊，众多网民将这个案件视作“特权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对抗”：“我们之所以揪住李某某案不放，是担心特权遮蔽司法，黑幕扰乱了公正。”也因此，李家相对强势的态度——包括一些合法的辩护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都被解读成“权势在逐渐收紧的法网中，左冲右突寻找突破口。”甚至半年未开庭也被网民质疑：“如果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早该结案了吧？”
猜疑根本上来自信息不透明。
中青舆情监测室注意到，9月26日以前，相关司法机关的综合满意度连续数月在40～50分区间内徘徊。直到宣判当天，法院在信息公开方面密集“出击”，公众对司法不公的焦虑才开始消散。
法院在发布会上，以人证、物证和书证，详细披露了认定李某某构成强奸罪，并且是主要暴力行为实施者的证据链条。有媒体人总结，尽管李某某案“各种折腾让人揪心，但一审守持住了司法的基本面”。
的确，依法判案是赢得理解的基石，而公开透明是通往理解的路径。尽管此案涉及未成年人等因素，相对更注重隐私保密，但依然有可以作为的空间。也因此，9月，李某某案的相关司法机关无论应对能动度、答复识别率，得分都大幅提升，综合满意度超过了86分，实现“逆袭”。
薄熙来一审被判无期徒刑获85.7高分，同样基于“法律没有在特权面前绕路”。而且，其审理公开透明度，在该级别的官员中是史无前例的。
对于任何事情，不同的声音总会存在。但欲致千里，必先积跬步。“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李某某受审，至少说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因为某些人拥有多一点社会资源就拥有法律上的特权，这是法治在进步。”网民“清泉石上流20”微博中这样评论。
“表哥无表，房姐无房”道出了什么
从蒋洁敏到丁书苗，从张曙光到杨达才，本期中青舆情指数调查的20起重大公共舆情事件中，与反腐相关的占7件，但综合满意度相差较大。比如“表哥”和“房姐”获刑，平均只得55.4分，排名位居“中后段”。
有意见领袖在问卷中写道：对这两个案件不满，很大原因在于“表哥无表，房姐无房”。这样的反腐是否有避重就轻之嫌？
“表哥”杨达才的落马，最广为人知的情节，是被网民扒出的疑似11块名表；“房姐”龚爱爱“声名鹊起”，一个最大发酵点则是价值数亿的44套房产。而相关司法机关或因缺乏确切证据，或因认定房产合法，令二者的获刑似乎与“表”和“房”无关。这样的结局，难免令一直围观的公众感到失落，进而质疑。
但若剥离这两个标签，杨达才和龚爱爱获刑，必须因为手表和房产吗？不必。有44套房产的人，财产来源必然不合法吗？未必。但是，官员或富商身份助推出的巨大贫富差距鸿沟，使这两起案件承载了民众对反腐、平等的更多期待，而面对民众最关切的点，却缺少周详解释，易导致民意不解。
“表哥无表，房姐无房”的困局道出了什么？它其实给当下的舆情响应双方，各出了一道题：
对官方来说，如何把好法治的舵，在风口浪尖的民意大潮上行船？愈发考验着相关司法机关的能力和诚意。另一方面，如何正确看待法治之下“与既有预期不尽相符”的结果？这也对掌握相当大话语权的民间舆论场，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青舆情监测室认为，在信息覆盖率达65%以上的“表哥”和“房姐”案中，相关司法机关主要“输”在应对能动度上。当“表”与“房”已是不可回避的民间焦点时，官方仅以只言片语匆匆响应，解除不了民意的不解与不满。
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在每个个案中，民意与法治精神不可能总是步步合拍。
在“房姐”获刑3年后，法学教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陈春龙剖析了法治与民意的区隔所在：“网上传说‘房姐’有很多套房子，但数量有多少、是不是非法，最后写入判决书，要靠证据说话。”
对证据的追查可以不必止步，但在缺乏确凿证据阶段，恪守底线的法治则“不喧哗，自有声”。
本期中青舆情指数中，上述“纠葛”，在夏俊峰案里似乎更加明显。
2009年，小贩夏俊峰持刀致城管队员2死1重伤。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因为施害者和受害者“小贩”与“城管”的身份标签，而变得不再普通。9月，夏俊峰终被复核死刑的消息，如一记重磅炸弹，炸开了互联网上各种纷争的“潘多拉盒子”：有人从人性和感情的角度，对夏俊峰及其家庭抱以同情；有人出于对城管群体的“原罪”推定，将夏视作对抗城管制度的“英雄”；有人则提出，个体暴力不应因弱势标签而被“洗白”。
中青舆情监测室认为，在高达84.3%的信息覆盖率下，各种观点竞逐，是这个价值多元化社会的常态。面对争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9月底两次释疑，用身份各异的目击者证言，以及被捅刺的刀数、深度、位置等鉴定结论，回应“夏俊峰是否曾遭殴打”、“其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等敏感问题。从应对能动度看，得分高于“表哥”、“房姐”案件中相关司法机关的响应。
但引发此案争议不断的社会土壤，并非两次回应所能消弭。有受访者在问卷中写道：“虽然这次法院对网上的声音没有‘装睡’，但数千字的回应，显然匹配不了公众对真相的期待。”47.2的综合满意度，也预示着相关司法机关在弥合不同群体心理鸿沟的道路上，任务艰巨。
好在，争议也往往推动着思考。在几轮质疑——回应的互动中，法治的基本精神得到了传播。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针对夏俊峰案所转发的评论，或许道出了“法、理、情”的正确排序所在：“在法治社会，‘法’、‘理’、‘情’三者之间，是有铁一样的排序的。同情是美德，但法律更是底线。承担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是法治社会每位个体的必须。”
在民意与司法之间，能融化分歧坚冰的，唯有稳如磐石的法治立场。
有网民总结，这意味着法治“既盖得过行政（特权）的光辉，也压得住舆论的洪川”。中青舆情监测室认为，这个要求难，又不难。而且，有时“舆论审判”的出现，恰恰是出于对司法不公的集体焦虑。那么，司法机关先消除这一焦虑，抵挡舆论洪川才有公信和底气。
山西男童挖眼案为何陷入“不信”泥潭
在本期中青舆情指数中，5个群体对相关政府机关在“山西男童挖眼案”和王书金案中的舆情满意度均不高。
中青舆情监测室发现，二者有一个显著共性：信息覆盖率和官方的应对能动度不低，但答复识别率却都在30分上下徘徊——其中，程序上的瑕疵，辐射到了公众对结果的判断，使它们同陷“不信”泥潭。
以“山西男童挖眼案”宣布告破为例，它为何没能令公众松一口气，反而掀起一场“全民福尔摩斯热”？症结更可能不在实体，而在程序。换句话说，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是怎么说的”。
8月底，山西汾西县一男童小斌斌在家门口玩耍时，被骗至野外并挖掉双眼。这起残忍案件一经披露，迅速发酵成举国焦点。9月3日，警方宣布的“谜底”令人大跌眼镜：警方综合侦查和刑事技术DNA检验结果认定，嫌犯是小斌斌已自杀的伯母张会英，动机是赡养老人问题。
据网易一项有16480名网民参与的在线调查显示，选择不接受“伯母是嫌犯”的网民比例，超过七成。
“男童被挖眼嫌犯确定为其伯母？4大疑点待解：第一，斌斌为何没有认出伯母？‘黄头发’、‘外地口音’如何解释？第二，作案动机是什么？家长里短的到不了‘挖眼’的地步；第三，本案家属是否遮盖了部分隐情？第四，张会英坠井身亡的第二天，警方搜出血衣的消息就传开了，为何10天后才公布？”微博上，哪怕一名普通网民，都不难总结出与警方结论相悖的蛛丝马迹。
尽管面对质疑，警方次日就公布了更详细的案情。但截至发稿，认可者依然不多，28.8的答复识别率，排名垫底。
中青舆情监测室认为，“不信”泥潭背后，是公众对警方急于破案，可能不惜“拿死人顶包”的一种集体担忧。而官方的不力响应，使担忧不减反增，一个“可能正确的答案”也会被质疑声湮没。
在山西男童挖眼案中，警方至少在三处加剧了担忧：第一处是前期不作为，任由“黄头发、外地口音”等非权威说法滋生，当“谣言”已被公众接纳为“事实”后，再试图以权威说法扭转，只能事倍功半；第二处是信息披露不充分，当警方宣布一个与“常理相距较远”的结论时，却没能匹配上完整而严谨的证据链，以致“死无对证”、“草率结案”的质疑，一点点消耗了公信力；第三，信息发布的出口过多，当事人口径不一，尤其是在宣布破案之后，小斌斌家属的说法前后矛盾，致“警方施压，家属改口”的猜测如阴云盘踞。
法院不认定王书金系聂树斌案真凶，引发质疑不断，程序瑕疵同样是难以绕过的理由之一。
中青舆情监测室看到，尽管法院在宣判当天，就披露了作案时间、受害人死因等4个关键点，以阐述“王书金的供述与相关证据不符”，但回应到达率仅为39.4%。有媒体人在问卷中剖析：“更多网民的关注点，早已不是案情本身，而在王书金案与聂树斌案的关系——如果司法机关把‘王是真凶’作为重启调查聂树斌案的‘前提’，那么，任何说理都很难让人心平气和地听下去。”
还有人发微博称：“把聂树斌案卷中的口供与王书金询问笔录相比较，不用很深的专业知识，就会判断出谁是真凶。问题是，聂案主要部分案卷，不会让律师查询。”有网民据此判断，若司法机关有意在聂案和王案间建起一道“防火墙”，“很难想象其中没有‘黑幕’。”
诚然，法律是追求公平正义的。但结果公正不太可能既让原告满意，又让被告满意。因此，法律公正很多时候表现为程序正义：在诉讼过程中，允许各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尽浑身解数，朝着己方想要的判决方向努力，司法机关还要为合法的努力提供保障。
还是那句话：公信力是一步一步积累出来的，司法机关不妨先从程序上起步。对法治，每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程序对了，即使结果不能让每一方都满意，至少可以让大部分“围观”的民众心服口服。
《中国青年报 》（2013年10月09日 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