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于教师，我们总是怀着崇敬和感恩之心。“人梯”、“红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些称呼饱含着一代代人对教师的景仰和尊重。而自从2008年以来，“范跑跑”不仅一跑成名，更在此后频频亮相媒体，现身说法，以自由主义的冠冕为自己缺失的责任感辩护。此后，“杨不管”、北师大的“粗口门”、中山大学博导的“虐博门”频现，今年新登场的“董钱钱”和“ipad老师”更是让师德的大厦在人们心中动摇。何为“师德”？在教师节来临之际，重申师德，意味悠长。
课堂教学：最直观的呈现
三尺讲台，两尺教鞭，一种信念，千千万万教师就是在这一方讲台上将书本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传授给学生。课堂，也就成了呈现“师德”的最直观的平台。
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获得者、北京大学教授姜伯驹院士的课堂就让他的学生们终生难忘，57年来他以“学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的信念，一直坚持在本科讲坛上。一个“同调论”，他讲了20年，讲义也修改了20年，学生从中感受到的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科学家精神和道德力量，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学术道路和人生修养。
学生喜欢那些在课堂上以真心、真情、真知对待他们的老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小李同学最喜欢新闻学院赵老师的课。“赵老师上课富有激情，四十多岁的人一上课就像年轻了二十岁，讲起课来神采飞扬，不仅讲新闻知识，还讲做记者，做人”，小李这样介绍自己的老师。“有一次老师早上8点的课，一直上到12点半，其间一口水都没喝，神奇的是没有一个学生提前离开，因为老师讲课太精彩了。”提起这次异乎寻常的拖堂，小李不仅没有不满，反而对赵老师满是佩服。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一些教师并不那么重视课堂的重要作用。有的照本宣科，讲完课便走人，上课犹如赶场子；有的一味投学生所好，天南海北神侃一通，主课却草草几句，临考试划出考试范围，只为赢得学生一时欢心。更有甚者，像广西某职业技术学校艺术系的张老师，其表现让学生们大跌眼镜：“张老师上课常常迟到、早退甚至无故旷课，课间休息时间过长更是家常便饭。她经营着一家服装店，上课时间电话不断，还不时透露出希望同学们到服装店购买服装的愿望。”
张老师等人的行为让“师德”二字无从提起，也让我们思考：姜仁驹院士等教师身上彰显出的“教书”与“育人”密不可分，对师德建设有着很好的示范作用，但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师德仅靠个人素质维护，靠舆论约束，是行不通的。在诠释师德的重要平台——课堂上，除了教师自我对道德的追求，校方如何发挥管理效用，也至关重要。
学术诚信：最硬性的指标
如果说课堂是教师面对学生最直观的方式，那么支撑教师站到讲台上的就是平时的学术研究。在我国乃至世界的高校中，学术研究成果都是评价一个教授的硬性指标。对于师德而言，在学术中表现出的诚信，同样也是最硬性的师德评价标准。
近年来，学术造假、论文抄袭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不仅事关教师个人事业发展，更对高校的名誉乃至国家的形象产生巨大的影响。2009年，浙江大学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就对学校名声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去年，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松因论文造假而受到处分，华科大重申了“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的态度。今年3月，德国国防部长古藤贝格因博士论文涉嫌造假被取消了博士学位，并迫于压力最后宣布辞职，因为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论文造假反映的不只是一个人在研究能力上的欠缺和学术态度上的漠视，更是一个人诚信缺失的体现。
当然，校园当中也不乏虔诚的学术之心。“板登要做十年冷”，“全国模范教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孟二冬生前甘于寂寞，潜心治学，历时七年，经过大量艰苦的研究，完成了100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得到了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生活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世界，不仅人们的脚步变快了，心也变快了，而有些东西不是心快手快步伐快就能做好的。教授常常对即将入学的博士说：“要耐得住寂寞。”是的，学术需要积累，需要沉淀，更需要耐心。要做出最有影响的学术成果，除了知识，还需要超乎常人的毅力和耐心。在飞速发展的今天，当国民呼喊着放慢脚步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可以呼吁教师：放慢那颗急于发表论文的心，多给真理一些接受检验的时间。
社会担当：最高的体现
近年来，一个概念频频出现在公众面前：公共知识分子，其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起社会责任，追求国家社会乃至人类的进步，是师德的最高体现。
自2005年开始，“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都会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些名单中，我们不难看到著名学者和教授：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贺卫方等。
前不久，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因方舟子打假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面对方舟子对贺卫方“二十年不发表论文”的质疑，曾经师从贺卫方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在网上搜索出了贺卫方过去20多年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部分论文目录，包括贺卫方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外法学》等刊物上发表的28篇文章，并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教授在其论文和著作中对贺卫方学术成果的引用”回应了方舟子“随笔、演讲稿不能算论文”的指责。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发表言论称：“有人攻击贺卫方，我非常困惑。100篇所谓论文也比不上贺卫方为捍卫法治而写的一篇文章或感人至深的书信。”方舟子本人也表示，他并不否认贺卫方近些年来在普法工作和传播民主思想方面所具有的社会影响，这些工作很有意义。
这一事件引出了我们的疑问，高校教师究竟应不应该面向公众？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这里的“人”是否应该局限于“在校学生”？所教的书是否应该限制为“书本知识”？一位老师这样说道：“我之所以写微博，是因为我希望发出一些有益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声音，即使只是几个字，但我只要影响了几个人，就是我的贡献。”如果有教授愿意抛开高校论文数量，踏踏实实做科研，发表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文章，我们又何必如老学究一般在数量上较真呢？毕竟，敢于站在社会这个复杂的讲台上，老师们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有时还必须顶住巨大的压力。
高校中某些教师陷入师德危机，无疑与学校管理制度欠妥密不可分，也与教师的个人素质修养有关，但我们这个浮躁的社会难辞其咎。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很难保全纯洁的教师队伍，一个竞争残酷的世界容易滋生功利心从而让人不择手段，我们不能要求教师把清贫当作清高。因此，要真正挽救师德危机，让师德得到很好的诠释，必须大力改革高校中不合理的激励制度和监管措施，加强对教师的教育培养，改善教师的生存状态，同时，整个社会也要从浮躁中冷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