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29年2月7日出生，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成为首批语文特级教师。1951年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本科毕业分配到中学任教，先后荣获上海市中小学优秀校长、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2010年9月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受到胡锦涛总书记亲切接见。
【事迹】
于漪，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我国首批语文特级教师。
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称赞于漪教书教得“着了魔”。熟悉她的学生则说，于漪老师对教育有着“宗教般的虔诚”。
于漪在讲台上立体化施教，全方位育人，深受学生爱戴，形成了闪烁着智慧与人格魅力的教学风格与教育思想。
从教近60年，退休近20年，于漪丝毫没有停止过追寻理想教育的步伐。如今已81岁的她仍在以各种方式，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影响教育、影响教师、影响学生。81岁高龄的她仍执著于对理想教育的追求，凭借信仰与力量、坚守与超越，成为“为教育而生”的一代师者楷模。
2010年教师节，荣誉等身的于漪被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很多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于漪就已经是‘教书育人’的代名词。”一位仰慕于漪的年轻教师在博客里这样写道，代表了广大教师的心声。
【语录】
□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
□我有两把“尺”，一把是量别人长处，一把是量自己不足。只有看到自己的不足或缺点，自身才有驱动力，因为，“累累创伤，是生命给你最好的东西”。
□教育，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祖国的未来。
□你既然选择了当教师，就必须用人民教师的良知来告诫自己，和市侩不一样，不能把教书当生意做，从学生身上揩油。
□如果只是教书，那么你就是教书匠、知识的二传手。不能忘记教书的目的是育人，这是大目标。
□只有当教师给学生带来思考，用思考来使学生折服和钦佩的时候，他才能成为年轻心灵的征服者、教育者和指导者。
于漪，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我国第一批语文特级教师。
在讲台上挥洒数十年，立体化施教，全方位育人，深受学生爱戴，形成了闪烁着智慧与人格魅力的教学风格与教育思想，影响巨大，享誉全国。
曾任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校长，一身正气，一心为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小学教师。
肩负上海5届市人民代表、3届市人大常委、2届教科文卫副主任委员重任，在25年代表生涯中，广泛调研、监督，为教育大声疾呼，促进教育立法，健全教育的保障机制。
81岁高龄仍执著于对理想教育的追求，凭借信仰与激情、坚守与超越，成为一代师者楷模。
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曾形容于漪教书教得“着了魔”。熟悉她的学生则说，于漪老师对教育有着“宗教般的虔诚”。
从教近60年，退休近20年，于漪丝毫没有停止过追寻理想教育的步伐。如今已81岁的她仍在以各种方式，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影响教育、影响教师、影响学生。早年的学生退休了，来看望年迈的老师，却发现她活力四射，竟比自己都显得年轻。
2010年教师节，荣誉等身的于漪被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很多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于漪根本就已经是‘教书育人’的代名词。”一位仰慕于漪的年轻教师在博客里这样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教师的心声。
与此同时，对于许多年轻教师来说，虽然于漪是一个让他们仰视与敬佩的名字，但在他们看来，于漪显然早已属于过去的“那一代”——只知奉献，近乎完美。当荣誉纷至沓来，当报道连篇累牍，当于漪越来越多地被置于聚光灯下，这个时代的人们不见得真正理解她，而有的人甚至尚未了解就选择了疏离。
2010年9月，记者走近于漪，试图通过她的亲身讲述，还原一个矗立多年且“被标签化”了的教育偶像，一个作为普通教师的于漪。
人淡如菊
简约的家饰、简朴的衣着，围绕于漪的一切，连同她本人，都显得简单、素净。唯有笑起来满脸的皱纹，似绽开的秋菊。
“我有洁癖，最爱打扫卫生。”离开人民大会堂耀眼的灯光，她亲自操持家务，照料家人，收拾屋子，挽着环保袋上超市、上小菜场……工作之外，于漪的生活和任何赋闲在家的上海老太无异。尝过她手艺的学生都说，于老师“烧得一手好小菜”。
“先生心疼我工作辛苦，批评我是‘工作狂’。我不反驳，但我心里知道，家庭和工作对于一个人，不能分孰轻孰重。我是两头重，两头都不放手。只有家庭生活和谐了，才能保证一份投入工作的好心情。”于漪望望先生所在的屋子，转头就笑，笑着笑着，抹抹眼角，还是笑。
面对荣誉，于漪显得非常谦逊：“选择做教师，就是选择了高尚。我本人，也就是个普通人。”
既然是普通人，就不可能对“人间烟火”不为所动。退休前，有许多次上调或从政的机会，于漪都主动放弃了。放弃的理由很简单——“留在学校，是我心中所愿”。
但是，另有两大诱惑却真曾让她心动不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石化二中诚邀于漪出任校长，希望她能帮助学校大幅提高教学质量。
“他们开出的条件十分优越，要给我分一套大房子，还配一辆车。”当时的于漪，虽然已经是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可家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一家三代挤在先生单位分的建筑面积5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十分局促。为了给晚辈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于漪有点想出去尝试一下。
可是，这一步并没有迈出去，于漪对此并不感到遗憾：“第二师范是‘文革’重灾区，‘文革’后期仍然派系斗争很厉害。直到上世纪80年代，学校的风气也没有完全树起来。一个人心无二用，我想，既然在这个岗位上，就一定要把学校带好。”
在校长的岗位上，的确责任重大，那么退休了，总该可以歇口气了吧？
1992年，于漪光荣退休。很快，一所知名民办教育集团就找到她，盛邀她担任特别顾问，工作轻松，待遇还特别优厚——“每周去个两三天，不用做什么事，只简单指导一下工作，年薪60万”。
60万！面对这个普通人很难抵御的巨大诱惑，于漪保持着惯有的坦诚：“不动心是不可能的。那时，我的退休工资是每月1000多元，还有几百元的补贴，加起来将近2000元。虽然不少，但和60万元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我也想过，我和老伴身体都不太好，赚点钱，可以补贴家用。”
然而，这一步还是没能迈出去。“当时，市里急需我参与培养年轻教师，而我的长处也在于此。”很自然，于漪就留了下来。这一留，又是将近20年。
回想近60年的从教生涯，于漪并没觉得自己取得了多么了不得的成绩：“工作竭尽全力是本分，个人无论是天分、学识、才能，都是极其有限的。离开了大家，一事无成。”
于家五姐弟，于漪是大姐，5人在各行各业都有不凡表现。大弟于渤是浙江大学教授，二弟于洸历任北京大学组织部长、副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三弟于渌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小妹于涟是浙江大学教授。有趣的是，他们兄弟姊妹间从来不谈工作成绩，只知道各自大致的工作情况，具体的业绩几乎都要通过报纸才了解到。
“吹，摆，不仅无聊、小家子气，而且会目中无人、飘飘然、裹足不前。”对自己，于漪有着再清醒不过的认识。谈话间，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普通人”，她也一直在用一个普通人的逻辑对记者讲述自己。了解了作为普通人的于漪，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会说——“与其说我做了一辈子教师，不如说我一辈子学做教师”。
初入教门
很多人都知道，于漪不但教过语文，而且还教过历史。殊不知，于漪的教学生涯是从教识字开始的。
1951年夏，22岁的于漪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经国家统一分配，来到当时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老师。
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主要是革命干部、战士、劳动能手等，大部分都比于漪年长。学校安排于漪教文化班，学生的文化程度是平行班中最低的，教学得从识字开始。
上第一课时，于漪心里没底，“腿不由自主地弹起了琵琶”。许多年后，当年的学生想起她脸上故作严肃的表情和脑后两只幼稚的小辫子还是忍俊不禁。
正当于漪在教坛蹒跚学步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把她从讲台上强行拖了下来。
吐血、便血，症状十分严重，医院诊断是消化道溃疡病。当时的医疗条件对这种病根本束手无策，只好由着医生“想起一出是一出”。输血、“饮食疗法”、“封闭疗法”……几乎什么流行的办法都尝试过了，病痛却依然不曾减轻。
祸不单行。溃疡病还未治愈，重症肝炎又找上门来。年三十晚上，于漪刚被送进医院，就立刻被隔离。不但黄疸扩散，人难受得连平躺都气喘。肝功化验、肝脏穿刺，一项项检查、治疗下来，于漪已经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
“我简直没有想到，工作后的第一课竟是疾病的磨炼。”年轻的于漪没有被病痛打倒，反而锻炼了意志和韧劲，变得坦然而淡定：“生死就那么回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挫折，不能张皇失措，更不能精神崩溃。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努力，一步一步往前走。”
1957年下半年，工农速成中学向普通中学转轨。于漪于1958年初调往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任教。
刚到新学校，本以为能学以致用的她，被副校长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学校不缺学教育的教师，缺的是历史教师。副校长要她带师范二年级6个班的中国古代史，每班3节课，每周18节课。“我不是学历史专业的，教起来当然千疮百孔。不过，我对历史本来就有兴趣，反正可以边教边学，边学边教。”
过不了多久，校领导又找于漪谈话，让她改教语文。
谈话很简单，两分钟。于漪说自己不是学中文专业出身，教语文有困难。领导反问：“你不是大学毕业了吗？”于漪如实答：“隔行如隔山。”领导不由分说：“工作需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最高指示。”一锤定音，于漪又进了语文教研组。
“隔行如隔山”不是托词，于漪捧起语文书，难题迎面而来。“文言文可以串讲，现代文学生基本能看懂，该怎么教？汉语拼音根本没学过，得先从b、p、m、f补起，汉语语法也得从零开始。”从此，于漪不得不用双倍乃至数倍的时间学习，力求在两三年内把中文系的主要课程捋一遍，这样教学才能有点底气。光学没有用，还得把课上好。为了备好一堂课，于漪常常要花10个、20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经过上百篇教材的独立钻研，我总算摆脱了茫然的状态，算是有了一点穿透力与判断力。拿自己的真切体会指导学生学习，就不会沉迷于空洞的概念、大话、套话，学生就能真正受益。”
除了自学，于漪又开始在比较和借鉴上下功夫。向高手求教，广泛阅读，回忆自己求学时的学习经历……这些方法都成了于漪进入语文教学之门的指南针。
教人教心
教起语文来神不乱、心不慌，能够得心应手固然不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漪发现，如果仅局限于此，远远不够。“教语文不能像烂泥萝卜——洗一段吃一段，语文教师的脑子里必须有整体的框架结构，要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要有很强的目的性，不能像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经过反复推敲，于漪对从古至今就争论不休的语文学科的目的、任务，有了自己的认识：“教文和育人必须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只有把‘文’、‘道’两者辩证统一起来进行教学，缘问释道，因道解文，才能使学生在弄懂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深刻地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受到启发与感染。”
在教文中育人，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极不简单。在于漪看来，教学和学生的实际，正如“矢”与“的”一般，不看准靶子，只管射箭，就是无的放矢。
基于这样的认识，于漪和学生交朋友，通过望、问、听、阅和材料跟踪等各种途径了解学生、研究学生在语文学习发展上的变化。不仅如此，学生的思想、性格、兴趣、爱好、学习心理、学习习惯等也都是她潜心研究的对象。
“做班主任要家庭访问，个别谈心，当任课教师也一样，同样要全面关心学生，和学生、家长做朋友，从思想到生活到学习，无所不谈。”爱管闲事的于漪没少因此受到同事善意的取笑。同事们都说，于漪这个语文老师管得真多，“比班主任还班主任”。
对于漪教学思想作过深入研究的内江师范学院学者戴前伦，曾举过一个“于漪和4个口吃学生”的例子：于漪教过的一届学生中，有4个表达能力很差，乍一看似乎都有口吃的毛病。但是，经于漪调查发现，4个人的“病因”各不相同。第一个学生是舌头稍短，口齿不清。第二个是独子，父母从小娇惯，因此说起话来停顿多，语言不规范。第三个是小时候模仿口吃者说话，自己逐渐口吃起来。第四个是思维迟钝，说话结巴。于是，她对这4个学生对症下药，因材施教，为他们制定了各自的训练计划，使他们口头表达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有的甚至彻底摆脱了口吃。
“在每个孩子心中最隐秘的一角，都有一根独特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出特有的音响，要使孩子的心同我的讲话发生共鸣，我自身就需要同孩子的心弦对准音调。”阅读中，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话，极大地启发了于漪。
“学生毕竟是不成熟的青少年，如果他们都懂事了，都有很强的自控能力了，那还要我们教师做什么呢？”由此出发，于漪总是时时处处换位思考，设身处地进入学生的世界。
“乱班”之治
“文革”前，于漪的教学水平日臻成熟，她本人却因此受到运动冲击，被打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吹鼓手”，蒙受了许多屈辱与不白之冤。
更令于漪没想到的是，刚刚“复课闹革命”，学校就把69届（4）班这个“乱班”交到她手里，让她一边挨斗，一边带学生。算下来，她已经是这个班的第九个班主任了，其余的老师不是被气走，就是主动辞职不干。
走进班级，迎接于漪的第一个“节目”就是黑板上抹着的大便。教室里只有4个女生，她们扭在一起打架，互相扯着辫子不放，于漪好不容易才把她们拉开。
其他学生呢？从没带过乱班的于漪开始挨家挨户访问，磨破了嘴皮子，总算把所有学生全部请回教室。课上了两个月，调皮、爱打架的学生终于不再以窗代门，老老实实地从教室门进出了。
转眼，到了77届。此时的于漪已经是杨浦中学的年级主任。这一届学生里，有几个“皮大王”，全校奔窜、捣蛋，打架、闹课是家常便饭，弄得其他学生不得安宁。一个学生上体育课竟然把男体育教师的鼻梁骨打断了。
“那时的办公室，就像个派出所，每天都要处理各个班级以及班级之间发生的大小纠纷。”除了上课，于漪的一张嘴从早说到晚。有的女教师受不了，气得话也说不出，甚至晕倒。为此，于漪在办公桌抽屉里总备着一包葡萄糖，哪位教师头晕，气不顺，赶紧泡上一杯糖水，定定心。
商人蒋志萍，是当年赫赫有名的“皮大王”之一。打架、逃课、欺负小同学……哪件事都少不了他，家里几乎天天都有人找上门告状。为他的“斑斑劣迹”，父亲发下狠心，赶他出门。“父亲对于漪老师说不要我了。于漪老师很激动，对我父亲说：‘你不要，我还要！’”蒋志萍就糊里糊涂地跟着于漪回了家。
这一待，就是大半年。其间，蒋志萍跟着于漪一家同吃同住。“等我转变了，能认真学习了，于漪老师就给我父亲写信，请父亲原谅我。信中有这么一句，我一辈子都记得：‘孩子的本质并不坏，只是衣服沾了灰，掸一掸就好了。’没有于漪老师，我也许早就‘进去了’。”
30多年过去了，于漪的信如今仍然是蒋志萍家的“镇宅之宝”。“于漪老师不是对我一个人这样好，她对所有的学生都好。她也不是教完学生就算了，她对学生一辈子都牵挂。”蒋志萍工作后找了对象，于漪知道了，一定要亲自看看女孩才放心。蒋志萍结婚，于漪家里有病号，手头不宽裕，仍然扯了几米红布相赠。几年前的一个春节，蒋志萍照例来给老师拜年，于漪又关心地询问起他的近况。“最近生意有点周转不灵。”他也就是随口一说。于漪却大为上心：“缺多少钱？我有！”
“清贫了一辈子的老教师能有多少钱？我怎么能要老师的钱？于漪老师真的是对学生掏心掏肺……”浙江义乌幽暗的工厂厂房里，年过半百的汉子，说起老师竟然泪流满面。
育无止境
主持名师培养基地、德育实训基地，指导制定上海“十二五”师资队伍建设规划，下课堂听课……近年来，于漪已经渐渐离开讲台，将工作重心转向培养年轻教师。有时去远郊县听课，一听就是一天，上午3节、下午又3节。不仅听课，还要组织评课。
年纪大了，这样操劳，于漪也觉得很累。“但三尺讲台系着学生的青春，教师一定要把课上好才对得起学生。我苦于年纪大了，离开讲台时，几乎觉得自己的生命之火熄灭了一半。因此，我非常愿意帮助年轻人在课堂里摸爬滚打。”
闲暇时，于漪常常和自发找上门来的年轻教师一起探讨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难题。
“许多教师都说，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容易感动了，课也越来越难上。”于漪理解年轻人的感受：“我教书的那个年代，学生单纯，老师说什么就听什么。现在的学生，身处转型社会，遭遇社会核心价值观变迁，平时接触的信息量又那么大，自然不好教。老师们太不容易了！”
现在，许多中学生都把周杰伦奉为偶像，而有的教师却嗤之以鼻，师生间彼此不理解、不信任。了解到这种情况，于漪就请儿子帮忙买来周杰伦的歌曲磁带，反复听。“说实话，我并不觉得又说又唱有什么好听，感觉不如《青藏高原》之类的歌曲。”
没有找到答案，于漪就主动去学校找学生聊天。几个女生善意地嘲讽了她的品味，并告诉她，“您喜欢的那些歌太‘露’了。”
被嘲讽的于漪并不生气，仍然是笑意盈盈。女生们看这个老太太不板着脸乱训人，话匣子就打开了：“我们就是喜欢周杰伦，因为别人学他都学不像！”
一句“学不像”，让于漪理解了渴望独树一帜的孩子们。“现在，住房条件改善了，城市里几乎人人都住楼房。孩子放学回到家，门一关就和外界隔离开来。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忧愁、孤独、苦闷甚至喜悦都需要个性化的途径来抒发。又唱又说的方式，不正是一种另类的倾诉吗？”于是，她转而劝慰青年教师：“周杰伦一些歌曲的歌词里，中华文化的含量很丰富，学生听听并没有什么坏处。”
没有人天生就会做教师，于漪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于教书育人的思考。
初为人师时，于漪也曾对两类学生不由自主地喜爱。“一类是反应灵敏，非常聪明的，我说上句，他下句已能回答，教起来十分省力。另一类是长得很可爱，像洋娃娃一样的。”
经历过许多，尤其是经历过带“乱班”的日子，于漪才逐渐领悟到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可爱之处。“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每个学生的生命都值得尊重，都需要关心。教育没有选择性，生长在这片热土上的孩子，都要真心实意，全心全意地爱他们、培养他们！”对于这些从内心迸发出的呐喊，于漪不仅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更是身体力行。
1996年11月，于漪给贵州偏远山区一位中学语文教研员的长篇复信《自强不息，女教师们！》，被认为是一篇经典美文。文中，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说的一句话让于漪感慨不已：“要是有那么一刹那，对我说：停住吧，你是多么美好！那时也就敲响了我的丧钟。”
“浮士德上天下地求索，经历了爱情的悲剧、事业的悲剧，什么都一场空，但是他没有灰心。最后，他在一块荒芜不毛的海滩上建立起人间的乐园，心里一片光明，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停住吧，你是多么美好！’这一刹那，浮士德倒地死去。满足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我当了一辈子教师，教了一辈子语文，上了一辈子深感遗憾的课。我深深体会到‘永不满足’是必须遵循的信条。”
2010年9月7日，于漪赴北京参加庆祝第26个教师节暨“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表彰会，出发前半小时还在审定教材。作为上海“二期课改”语文新教材审定专家组组长的她，每天仍然要花大量时间在语文教材审定上。她的执著与追求一如往昔……
于漪说
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高尚；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理想。
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
我有两把“尺”，一把是量别人长处，一把是量自己不足。只有看到自己的不足或缺点，自身才有驱动力，因为，“累累创伤，是生命给你最好的东西”。
教育，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祖国的未来。
你既然选择了当教师，就必须用一个人民教师的良知来告诫自己，自己是教师，和市侩不一样，不能把教书当生意做，从学生身上揩油；不能把知识当商品贩卖，捞取高额回报。如果那样的话，一名教师的道德行为底线就崩溃了。
如果只是教书，那么你就是一个教书匠、知识的二传手。不能忘记教书的目的是育人，这是大目标。
只有当教师给学生带来思考，用思考来使学生折服和钦佩的时候，他才能成为年轻心灵的征服者、教育者和指导者。
■本报记者 张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