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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对中国教育的三点观察

2015年06月19日 15:06 佚名 点击:[]

(钱颖一,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曾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马里兰大学,早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一、中国教育的优势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均值”较高

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方面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作用,特别是在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

二、中国教育的劣势是基础知识特别是能力的“方差”太小

“方差”小就是杰出人才少。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的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扼杀”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三、中国教育的严重问题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的低“均值”、高“方差”,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如果说在知识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程度中可领略,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钱理群先生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因此,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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