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权力如同河水，是变成清洁的水电能源，还是泛滥的洪涝灾害，关键看它流经什么样的河道和堤坝。权力透支导致的腐败从来就不是某种制度的专属品，也不是某类国家的土特产，更不是某个政党的等价物。谁也不能保证本国在腐败问题上“零风险”，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能做的是负责任、有作为地把它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在找到腐败综合征的“终极解药”前，在打造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强政府－好社会”治理模式时，我们可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治理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的“双保险”，规避历史周期律关于人亡政息的无情惩罚。
近日，有西方媒体发表文章，评价中国的反腐败现状。文章引述经济学家卡洛斯·拉米雷斯的研究成果称，剔除通货膨胀和物价差异，中国目前的腐败程度可能跟同一发展阶段的美国差不多。
其实，权力透支导致的腐败从来就不是某种制度的专属品，也不是某类国家的土特产，更不是某个政党的等价物。谁也不能保证本国在腐败问题上“零风险”，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能做的是负责任、有作为地把它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
治理腐败，“镀金时代”就差“最后1℃”
温故可以知新。19世纪末，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速发展中“超法赶英”，既在短短几十年里实现了大国崛起，也在其间遭遇到社会诚信缺失、政府公信丧失的空前危机。人们感叹“国家经历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广泛、最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震荡”，但又“几乎找不到一个基础去理解政府对此该如何行动。”20世纪初，美国记者威廉·哈德在调查了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国会腐败内幕后，称其为“国家利益第一次开始被个人利益覆盖的年代”。美国社会在这个由格兰特、海斯、克利夫兰等平庸总统执政的经济起飞期，罹患贫富分化、贪贿横行的“工业文明综合征”30余年。为区别于全面进步的黄金时代，马克·吐温将其命名为“镀金时代”。
镀金时代的美国腐败至少有两大鲜明特征。其一，社会舆论关注度极高。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总统而言，执政的舆论环境乏善可陈，每天的报纸、杂志充斥着负面报道。白宫的主人必须接受“荷枪实弹”的记者关于丑闻和斥责的信息“轰炸”。因为“正是在这个年代里，自独立以来，个人第一次变得比公众重要，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变得比宾夕法尼亚州还重要。”其二，腐败泛化蔓延度极高。美国“扒粪运动”的旗手林肯·斯蒂芬斯总结道，“那些背叛了人民的领导者们，他们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选票，但却不是领导一个城市和国家从事某项事业，而是利用这些谋取私利。所有的领导者都在这样做，无论是实业巨头、医生、律师，还是主编、牧师——所有的天然领导者都在使自己成功，而导致民主的失败。”由此，走出腐败高发期，对社会转型积弊施以救济和修正，成了关乎美国国运的大考验。
1901年9月6日的泛美博览会上，柯佐罗兹向时任总统麦金利打响致命一枪，把被政敌称为“该死的牛仔”的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送入白宫。这使国家重组获得顶层设计新机，进步主义改革运动上升至联邦层面。其实，此前曾有两个改革运动站住了脚：一是共和党内的自由主义改革；二是公民社会的进步主义运动。然而，即便纽约市长塞思·洛和圣路易斯市长约瑟夫·福克等“中间层”政治家探索了城市管理和地方政府改革，“草根层”发起的黑幕揭发运动提供了舆论监督合力，但也止于推波助澜和星火燎原。自下而上的改革固然紧要，但美国政坛恰如一锅烧到99℃的热水，需顶层治理之“最后1℃”方能烧开。
“世纪总统”老罗斯福立足共和党党内改革发起了自上而下的新政，这位“倔强的老牛仔”打出四记重拳：一是反托拉斯，由一个对民主政治负责的强大联邦政府根据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对大企业予以管制，禁止“强盗大亨”肆意攫夺社会财富；二是推行预算改革，对偷窃国库者说“不”，以预算民主掀起重塑政府形象、重新赢得民心的政府革命；三是引导舆论监督，通过黑幕揭发和媒体力量推动进步改革成为全国潮流，让“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发挥的作用”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议题；四是加强社会治理和改革立法，“营造洁净生活和正确思想”，把解决食品药品安全、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问题作为优先选项，以治理社会领域腐败、缩小贫富差距等实效来收复民众对国家的信心。
国家驱动的“进步时代”
实际上，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分别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与腐败高发期不期而遇。但统治集团通过顶层变革和自我救济应对“大发展+大腐败”问题，实现了国家危机的软着陆。比如，英国统治阶级在动荡的19世纪寻求变革，用“社会的力量去修正市场的力量”，在“先发展－后治理”中艰难减轻了“城市病”之痛，成为世界上首个实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制定“城市规划法”和提出建设“花园城市”的国家。为解决社会剧变引发的革命性危机，逐步取消选举权的财产限制，让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分享选举权。弱势群体在代议机关有了为自身利益说话的代表，迫使政府不得不解决教育、住房、养老、卫生医疗等问题，从而化解了社会矛盾。
治理腐败的“美国往事”更是如此。20世纪初的美国改革特征明显：政府通过自上而下“重拾驾驭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能力”，“自上而下地通过宪法的修正、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强化政府管制”以调节经济和社会系统。因有老罗斯福领军，美国的反腐故事不同于稳健保守的绅士做派，而更像一部英雄主义的西部牛仔片。其共同点俱为执政团队靠改革挽狂澜于既倒，规避统治者被“破产清算”的宿命。改革意味着利益调整，夹杂着矛盾冲突，连带着社会震荡，其成败取决于顶层治理者的政治韬略。面对严重腐败和纷乱舆论，老罗斯福曾发出如此警告：“那些鼓吹动荡和不满情绪的人，那些对整个现存制度持否定态度的狂热的煽动家，那些或是出于居心叵测或是昏头昏脑而行为乖戾的人，那些只鼓吹破坏而不提出任何建设性建议的人，或者是那些提出的替代性意见比现存罪恶还糟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真正的改革的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他们得势的话，他们将把人民引向比现存制度下更深的罪恶之渊。”在“要么一起上升，要么一起沉沦”的转折岁月，老罗斯福带来的“进步时代”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堪称顶层设计、顶层治理和顶层救济对历史周期律的柔性修正。
今天回顾这些历史片段，人们可以看出，对于大国而言，腐败治理的顶层变革路径尤为重要。
顶层治理与民主监督相辅相成
走出腐败高发期，可以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这是一条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之路，但不是唯一的路。从前述英美等国走出腐败高发期的历史可见，还有一条自上而下的顶层治理之路。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在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欧崛起于工业革命的根源。事实是有效率的政治组织同样重要。如英国将寻租成风的私人包税制改为国家征缴的政府营税制，以高效的公共财政支撑军事扩张，打败荷兰、法国等老牌霸主后成为日不落帝国。“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走出本国工业革命中的腐败高发期，靠的正是最有效率的顶层治理。
1902年，美国矿工联合会发动煤矿工人大罢工，威胁城市取暖燃料供应，“20世纪美国的第一次大罢工”引发了一场举国危机。在矿主们的压力下，宾夕法尼亚州长准备派9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荷枪实弹前往矿区。然而，“托拉斯爆破手”老罗斯福否决了州长的命令，并威胁矿主如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将会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没收煤矿。最终，老罗斯福召集矿主和矿工联合会领导人约翰·米切尔在白宫开会达成妥协，工人加薪10%并将每日工时从10小时缩至9小时，结束了长达163天的罢工。须知此前“由美国总统出面解决一场罢工是完全没有先例可以追寻的”，老罗斯福首度使政府在大规模劳资冲突中不站在资方立场。以前一遇罢工，资方便以组织私人军队、开除工会活跃分子、大量雇佣替工者强势应对；而劳工组织者也采用非法甚至暴力手段对付资方，在冲突过程中还有黑社会卷入。毋庸讳言，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如果太过激进，可能引发更大的动荡而非理性建设。对于这些不公正现象和“对民主社会的讽刺”，顶层治理的最好办法，就是总统在白宫亲自调解！作为引领美国走出危机四伏的镀金时代的顶层治理者，“罗斯福奠定了公共利益优先于财产权原则”，他带给我们的启示应被正视。
因此，在找到腐败综合征的“终极解药”前，在打造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强政府－好社会”治理模式时，我们可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治理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的“双保险”，规避历史周期律关于人亡政息的无情惩罚。(高波)
